“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,城外的人想冲进去。”钱钟书在《围城》扉页上的这句话,像一面照妖镜,映照出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的尴尬处境。七十年过去了,方鸿渐们的影子非但没有随着时间褪色,反而在当代社会的各个角落愈发清晰可见。我们嘲笑方鸿渐的软弱、虚荣与平庸,却在某个深夜的镜子里,突然瞥见自己与他惊人相似的面容。《围城》之所以成为不朽经典,正因为它不仅是一部讽刺小说,更是一面照见人性普遍困境的魔镜,其中映照的正是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的现代性困局。
当代人的精神困境与方鸿渐有着惊人的相似性。方鸿渐留学归来却腹中空空,手握假文凭在知识界招摇撞骗;我们则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假装博学,快速浏览维基百科便自以为掌握了真理。方鸿渐在爱情中优柔寡断,对苏文纨既不敢拒绝又无法真心接受;我们则在社交软件上左滑右滑,既渴望亲密关系又恐惧真实承诺。方鸿渐在事业上高不成低不就,既看不起世俗成功又无法安于平凡;我们则在职场中一边抱怨“内卷”一边主动加班,既嘲讽成功学又偷偷购买线上课程。这种普遍的矛盾状态,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称之为"habitus"(惯习)的困境——我们被社会塑造的品味与欲望,往往超出我们实际所能达到的位置。
现代人的“围城”体验比钱钟书时代更为复杂多元。婚姻围城依旧存在,但已扩展至更广阔的领域:有人拼命考公务员寻求体制庇护,入职后却感到窒息;有人羡慕自由职业者的洒脱,真正拥有自由时又怀念稳定收入;有人在北上广深疲惫挣扎,回到小城镇又感到格格不入。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《倦怠社会》中指出,当代人困在自我剥削的牢笼中,这种新型围城比外在压迫更为隐蔽而顽固。我们像方鸿渐一样,总是幻想“另一种生活”会更美好,却缺乏勇气与能力真正跨越边界。社交媒体加剧了这种围城心态,朋友圈里人人都在展示“城内”的美好,刺激着城外者更强烈的闯入欲望。
《围城》中的知识分子群像特别映照出当代知识阶层的身份焦虑。方鸿渐、赵辛楣、苏文纨等人代表了不同形态的知识分子困境:有的沉迷于文化资本炫耀(如大谈梅毒起源的褚慎明),有的陷入理论脱离实践的困境(如满口黑格尔却行为幼稚的方鸿渐)。在当今社会,这种知识分子的异化现象更为普遍。高校教师困在论文指标与教学责任的夹缝中;文化评论者沦为点击率的奴隶;专业人士在社交媒体上表演知识秀。法国思想家福柯所言的“特定知识分子”困境——专业知识与公共角色之间的紧张关系,在《围城》中已有生动呈现,而今天这种困境更加复杂化。
面对围城困境,钱钟书并未给出明确出路,但这种“无解”本身恰是最深刻的启示。方鸿渐的悲剧不在于他困在围城中,而在于他始终以消极被动的方式应对:对爱情犹豫不决,对事业随波逐流,对自我认知模糊不清。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,人注定自由,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全责。这种视角下,围城并非外在的桎梏,而是我们内心恐惧的投射。当代心理学中的“成长型思维”(Growth Mindset)也指出,突破困境始于接纳现实并主动寻求微小改变。方鸿渐若能在平庸中发现自己真实的热爱,或在犹豫中学会果断取舍,围城或许就能变为可栖居的家园。
《围城》的伟大之处在于,它既揭示了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,又拒绝提供廉价的解决方案。这种文学态度对当代读者具有特殊启示意义。在一个盛行成功学、速成班和人生导师的时代,承认困境的复杂性本身就是一种智慧。钱钟书以冷峻的幽默告诉我们:人生或许就是从一个围城走向另一个围城的过程,重要的不是幻想破墙而出,而是在行走中逐渐认清自己,在局限中找到自处的姿态。
重读《围城》,我忽然明白钱钟书留给我们的不是答案,而是一把解剖自我的手术刀。当我们在职场焦虑、情感困惑、身份迷失中辗转反侧时,方鸿渐就像我们内心某个怯懦部分的化身。理解他,就是理解我们自己困境的起源;嘲笑他,就是否认我们共有的弱点。围城或许永在,但我们可以选择不再做那个在城墙下徘徊抱怨的方鸿渐,而是成为清醒的观察者、从容的体验者,甚至是有智慧的戏谑者-这或许就是现代人面对永恒困境时,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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