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们常把《资治通鉴》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相提并论，称为“史学双璧”，它的作者大家都记得是司马光。教《中国历史》的老师告诉我，司马光是这部长达294卷上下1362年皇皇巨著的主编，该书的第一副主编其实是我们高安灰埠均山刘恕。心里有点小自豪，初中同学也是均山人，从他那里了解到一些故事。

        据说均山刘家源出汉代著名学者刘向、刘歆父子，《高安县志》进士一栏中钧山刘家的开基祖刘度便雄踞榜首，唐代记录的进士15人，钧山人占了5位。宋代高安有进士153人，钧山有13位，典型的“千年进士村”。而且，宋代刘姓有进士也是从钧山的刘涣、刘恕父子俩开始的。刘涣、刘恕、刘羲仲祖孙仨名扬赣鄱，时称“高安三刘”。

        刘恕，字道原，生于1032年，卒于1078年，因风挛疾病逝，享年四十七岁。父刘涣，与欧阳修为同科进士，刚直不阿，不迎合上司，弃官隐居庐山，人称宋代版陶渊明。其父将他葬于星子城西，1092年，其子羲仲又将他迁葬于今九江市之龙泉。

        勤勉的神童

        龙生龙，凤生凤。刘恕父亲刘涣是个学霸，刘恕天分很高，读书勤勉，博闻强记，据说刘恕每天能记诵上万字且终身不忘，他儿子刘羲仲能记诵五六千字，羲仲的儿子能记三千字。

        8岁时，客人在聊天时说孔子没有兄弟，刘恕马上引《论语》中“以其兄之子妻之”一语进行驳正，听了刘恕的话，在场的客人非常惊讶，一个八岁的儿童，能在客人面前提出自己的观点，除了胆识，还可见他读书读得认真细致，对经书非常熟悉，不愧为神童。

        十三岁时，刘恕拜见当时的文坛大师晏殊，就书中的几个问题向晏殊请教。晏殊和柳永、李清照同属于婉约派著名词人，还担任着当朝宰相，位高权重。晏殊本想搪塞几句，打发他走人算了，谁知刘恕的有些问题，这位大文豪也被问住了，一时难以找到答案。晏殊对他刮目相看，后来，晏殊还把他接到宰相府，十分隆重的招待了他，并请他讲解《春秋》，晏殊率领部下认真听讲。

        十八岁，刘恕参加科举考试，主考官向刘恕提了二十几个关于《春秋》和《礼记》的问题，刘恕对答如流，他先谈原文的意思，再列举先儒们对问题的各种不同的看法，最后阐述自己的见解。观点明确，见解独到，条理清晰，主考官大为惊异，大为赞叹，于是把他列为第一名。

        刘恕英年早逝和他的勤勉力学不无关系，他治学严谨，历史人物和事件自年代至籍贯、官职、族姓及前代公府案牍皆取以审证。求书不远千里，谁有书他便到谁家去借阅，连读带抄、废寝忘食。刘恕获悉宋之州家藏书颇多，便径直奔其家取阅，宋早闻刘恕协编《资治通鉴》和钻研精神，吩咐家奴食住招待侍奉周至。刘恕很感惭愧地说：“这可不是我来之目的，我是来求你们帮助的呀，你们这样厚待，殊同废了我的求书之事”。遂独自把自己关在一间小房子里，求粗茶淡酌，昼夜口诵手抄。将近十日，便把全部藏书选抄而去。从此以后，他的双眼角膜竟长出了一层白斑，视力越来越差，后来又患风疾，右手足偏废，但在痛苦呻吟之际仍继续修书，病情加重，至于不治，最终没能见到《通鉴》成书。

        殚精竭虑修史书

        刘恕最专精的是史学，博览群书，深明史法，司马光对刘恕这个比自己小十三岁的晚辈推崇备至，赞赏刘恕说“当今史学无能出其右者”，当宋英宗让司马光拣选助手编修《通鉴》时，司马光说：馆阁之中文采超群、学问精微的人实在太多了，但是说到专精史学，我知道的只有刘恕。刘恕自35岁时受诏参修《通鉴》，直至47岁病殁。前后12年，出力最多。在《资治通鉴》的编修过程中，司马光遇到纷杂难治的史实，多由刘恕处理。比如五代十国这段历史，“群雄竞逐，九土分裂，传记讹谬，简编缺落，岁月交互，事迹差舛”，司马光认为只有刘恕才能胜任。至于编书的通部义例、编次安排、编修断限等问题，司马光都和他进行过专门的讨论。同修刘颁等人都共推刘恕为先，认为刘恕“功力最多。”生命的后期，刘恕不得不躺在病榻上忍受病痛的折磨。每当疼痛发作时，他伏枕呻吟，痛苦备至，一旦稍有缓和，立即继续修书。正如司马光所赞叹的那样，“未死之前，未尝一日舍书不修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后人在评价编著《通鉴》的几名助手时，认为刘攽性情乖僻，范祖禹“学问修身固好，若造理与立事则未至，盖气质弱于刘道原”。三人当中，刘恕最得司马光赏识，加入后即倍受重视，《通鉴》全书编纂体例便是他与司马光共同探讨后确定的。

        传承家风性格耿直

        据史籍记载，当时人们普遍认为：“刘君之贤，非独其信道笃，立心刚，博学洽闻之所致，是得父之风烈焉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刘恕为人正派，从不背后议论他人。当时王安石担任宰相，大力推行新法，刘恕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。王安石想推荐他担任三司条例官，他以不熟悉钱财谷物为理由推辞，同时借此机会指责王安石说：“天子把国家大政交给你，你应当恢弘张扬尧舜之道来辅佐圣明君主，不该把牟利放在首位。”接着，他还对王安石的变法发表了一通异议，当面逐条陈述变更的法令不符合众人的心意，最后竟出言劝王安石恢复旧法，改正过失。史书记载，此时的王安石，脸色变得铁青，表情十分难堪，然而刘恕却仍无惧色。他为人廉洁刚直，是是非非，未尝以语假人，虽然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，但并不像有些人那样，当面表示赞成，背后进行诋毁，背后对王安石恨得牙根痒痒，但当面谈论起来总是轻描淡写的说说，口是心非。他总是“面指其事，是曰是，非曰非”，背后从不说王安石的坏话，对王安石的才华还大加赞赏。

        刘恕为人很重情义，谁有要紧事相求，必然应诺，对质朴厚道者亲之如兄弟，对那些奸佞谄谀之徒则疾之如仇。有一年，州府大员犯了罪，其下属皆受到株连下狱。刘恕认为官有罪，其亲属在没有包庇纵容的情况下，是没有罪的，他抚恤罪官的妻子如自己的骨肉，还当面数落路转运使有枉法之嫌，任职期间，刘恕严惩当地老奸巨猾、作恶多端之人，清廉刚正的名声远扬，人们评价他的为官之道“可为后世法”。

        刘恕为官清廉，一丝一毫也不妄取于人，与包拯同以廉吏著称。有次他从洛阳南归，时令已届初冬，可还没有有御寒的衣物。临行之时，司马光送给他几套衣袜和一床旧的豹皮褥子，他再三辞谢，但司马光执意要送，只好勉强收下，可他下次到颖州时，将司马光所赠全数奉还。司马光是他的最知己者，送点衣物都不肯接受，可见其廉洁之甚了。司马光是他最知心的人，送点衣物都不肯接受，可见其廉洁到何等地步。针对自己为人性格急躁的缺点，他还曾专门写过文章剖析性格中的“二十失”和“十八蔽”，“自攻其短，不舍秋毫”。他这种坦荡的胸怀，令人肃然起敬。